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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百四十、 政府包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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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接着,周总理又说:“但是,在十五日之前到达,可能有困难。因为根据医生的嘱咐,我要在动手术的四个星期之后,才能乘坐汽车旅行。这个可以不去考虑。我就是现在出发,也可能来不及呀。因为从昆明到中缅边境需要五至六天时间。因此,我最快也要到四月十四日才能进入缅甸境内。再到仰光,可能还需要一至两天的时间。因此,请大使先生将这一情况转告吴努总理和尼赫鲁总理,请他们原谅。”

    当天晚上,吴拉茂大使将周总理的意思报告了缅甸的吴努总理。

    四月四日,吴拉茂大使再次拜见周总理,并带来了吴努总理给周恩来的信函。

    吴努总理信函的内容如下:

    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阁下:

    我抱憾地从吴拉茂大使那里获悉,你最近因为急性阑尾炎而动手术。鉴于你目前的健康状况,我决不建议你沿陆路从昆明到畹町。

    一九四〇年,我自己曾经走过那条路。因此我知道,在你目前的健康情况下,这一旅程对你将会如何疲惫。所以,我请求你和你的一行人,在十三日而不是十四日直飞仰光,如果这是可能的话。

    这就会使你在踏上去雅加达的另一段疲劳的旅程之前,在仰光有点好好的休息。万隆的会议本身,也将是一个很累人的会议。因此,我请求你在会议以前,在仰光有点好好的休息。至于边境的会晤,你和我在这里会面时,可以把它安排在你完全恢复健康以后的一个方便的时间。

    信函末尾有吴努总理的签字,时间是:一九五五年四月四日。

    吴努总理的信函,事实上是要求周恩来总理乘飞机抵达仰光,而不是经陆路,并且要求抵达的时间是四月十三日。

    陈主任也看见了这封信函。他心里更坚定了让周总理乘飞机去仰光的想法。

    外人不可能知道的是,就在随后的几天里,陈主任凭借手中的权力,在暗中给外交部、民航总局和空军司令部,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,要求他们必须按时完成任务,并且严格保密。

    旁观而言,从一九五五年二月十日,周恩来总理正式复电印尼总理沙斯特罗•阿米佐约,告诉他,中国政府决定参加亚非会议的那一天起,至四月四日这一天为止,无论是外交部,还是周总理和陈主任,从未考虑过让中国政府代表团,经香港乘“克什米尔公主号”飞机,前往雅加达参加亚非会议。因此,也就不存在什么周恩来总理“临时”改变行程的问题。

    但是,中国外交部又确实通过中国驻印度大使馆,从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包租了“克什米尔公主号”飞机,并且特别声明是政府包机,用于参加在雅加达召开的亚非会议。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、最豪华,有八十一个座位的飞机。

    比较奇怪的是,从那时一直到今天,从来没有人问一句: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包租这架飞机?

    事实上,台湾保密局的所有情报人员,也正是被这架飞机迷惑住了。他们都相信这是一架政府包机,乘坐这架飞机的,一定是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。

    时至今日,冷静而言,这架属于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“克什米尔公主号”飞机,正是陈主任制定的“星辰”计划里的一个核心因素。没有这个核心因素,“星辰”计划就无法实施,至少得不到有效实施。

    所以,综合以上情况,更合理的猜测是,周恩来总理是知道“星辰”计划的。这个计划甚至是经他批准的。也许对他来说,陈主任就是“星辰”计划的执行人。

    但是,再精确的计划也有难以避免的意外。陈主任和“向部”都没有想到,他们精心制定的“星辰”计划,却因为外交部的一个严重疏失,造成震惊中外的悲剧。

    “外卖部”呀“外卖部”,让人对你说什么好呀!

    后面的故事,容在下慢慢叙述吧。

    正如陈主任发给杜自远的密电里所指示的一样,此时,“星辰”计划已经启动。只是没有人察觉,甚至没有人知道罢了。

    即使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佐竹和香港鸿亚公司总经理冯顿,也不知道有一个“星辰”计划,并且已经悄然启动。他们只知道,杜自远正在执行一项重要任务。他们两人都接到国内的指示,必须尽全力配合杜自远的工作。

    所以,这三个人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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